《杨万里》古诗文

人物评价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南宋时所推重的“中兴四大诗人”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杨和陆的声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不过，十个指头也有长短，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总会分出个高低。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上不如。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没说起“陆放翁体”或“范石湖体”。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见于“江湖集”和“荆溪集”的自序。据他说，他最初学江西派，后来学王安石的绝句，又转而学晚唐人的绝句，最后“忽若有悟”，谁也不学，“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从此作诗非常容易。同时人也赞叹他的“活法”、他的“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本领。这一段话可以分三方面来申说。
　
    第一、杨万里和江西派。江西诗一成了宗派，李格非、叶梦得等人就讨厌它“腐熟窃袭”、“死声活气”、“以艰深之词文之”、“字字剽窃”。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也是反对江西派的，虽然他和叶梦得一样，很喜欢黄庭坚。杨万里对江西派的批评没有明说，从他的创作看来，大概也是不很满意那几点，所以他不掉书袋，废除古典，真能够做到平易自然，接近口语。不过他对黄庭坚、陈师道始终佩服，虽说把受江西派影响的“少作千余”都烧掉了，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除根，有机会就要发作；他六十岁以后，不但为江西派的总集作序，还要增补吕本中的“宗派图”，来个“江西续派”，而且认为江西派好比“南宗禅”，是诗里最高的境界。南宋人往往把他算在江西派里，并非无稽之谈。我们进一步的追究，就发现杨万里的诗跟黄庭坚的诗虽然一个是轻松明白，点缀些俗语常谈，一个是引经据典，博奥艰深，可是杨万里在理论上并没有跳出黄庭坚所谓“无字无来处”的圈套。请看他自己的话：“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取熔，乃可因承尔，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里许’‘若个’之类是也。……彼固未肯引里母田妇而坐之于平王之子、卫侯之妻之列也。这恰好符合陈长方的记载：“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己、黄鲁直作诗法也”。换句话说，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他诚然不堆砌古典了，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
　
    第二、杨万里和晚唐诗。他说自己学江西派学腻了，就改学王安石的绝句，然后过渡到晚唐人的绝句。我们知道，黄庭坚是极瞧不起晚唐诗的：“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共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何！’”所以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人。杨万里说：“诗非文比也……而或者挟其深博之学、维隽之文，于是隐括其伟辞以为诗”。这透露了他转变的理由，可以借刘克庄的话来做注脚：“古诗出于情性，今诗出于记闻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帙，划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除掉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以外，晚唐诗人一般都少用古典，而绝句又是五七言诗里最不宜“繁缛”的体裁，就像温、李、皮、陆等人的绝句也比他们的古体律体来得清空；在讲究“用事”的王安石的诗里，绝句也比较明净。杨万里显然想把空灵轻快的晚唐绝句作为医救填饱塞满的江西体的药。前面讲过徐俯想摆脱江西派而写“平易自然”的诗，他就说：“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另一个想脱离江西派的诗人韩驹也说：“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但可远听，其理略不可究”。可以想见他们都跟杨万里打相同的主意，要翻黄庭坚定下的铁案。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割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这一点在评述“四灵”的时候还要细讲。他不像“四灵”那样又狭隘又呆板的学晚唐一两个作家的诗：他欣赏的作家很多，有杜牧，有陆龟蒙，甚至有黄滔和李咸用，而且他也并不模仿他们，只是借他们的帮助，承他们的启示，从江西派的窠臼里解脱出来。他的目的是作出活泼自然的诗，所以他后来只要发现谁有这种风格，他就喜欢，不管是晋代的陶潜或中唐的白居易或北宋的张耒。
　
    第三、杨万里的活法。“活法”是江西派吕本中提出来的口号，意思是要诗人又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给读者以圆转而“不费力”的印象。杨万里所谓“活法”当然也包含这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但是还不仅如此。根据他的实践以及“万象毕来”、“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古代作家言情写景的好句或者古人处在人生各种境地的有名轶事，都可以变成后世诗人看事物的有色眼镜，或者竟离间了他们和现实的亲密关系，支配了他们观察的角度，限止了他们感受的范围，使他们的作品“刻板”、“落套”、“公式化”。他们仿佛挂上口罩去闻东西，戴了手套去摸东西。譬如赏月作诗，他们不写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倒给古代的名句佳话牢笼住了，不想到杜老的鄜州对月或者张生的西厢待月，就想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或者“本是分明夜，翻成黯淡愁”。他们的心眼丧失了天真，跟事物接触得不亲切，也就不觉得它们新鲜，只知道把古人的描写来印证和拍合，不是“乐莫乐兮新相知”而祇是“他乡遇故知”。六朝以来许多诗歌常使我们怀疑：作者真的领略到诗里所写的情景呢？还是他记性好，想起了关于这个情景的成语古典呢？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说：“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锺嵘“诗品”也说过：“‘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杨万里也悟到这个道理，不让活泼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没描写过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因此姜夔称赞他说：“处处山川怕见君”──怕落在他眼睛里，给他无微不至的刻划在诗里。这一类的作品在杨万里现存的诗里一开头就很多，也正像江西体在他晚年的诗里还出现一样；他把自己的创作讲得来层次过于整齐划一，跟实际有点儿参差不合。
　
    扬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内容上见得琐屑。他的诗多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可是不能沁入心灵；他那种一挥而就的“即景”写法也害他写了许多草率的作品。
--钱钟书<宋诗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