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百家姓

定姓族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用以辨别汉族士人和鲜卑贵族的门第高下，以恢复门阀制度。
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亲自拟定条制，规定鲜卑元姓门望最高，鲜卑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同汉族头等门阀崔、卢、郑、王四大姓门第相当，不得授以卑官。孝文帝还选择中原大姓女子作后宫，并分别为五个皇弟聘中原大姓女子为王妃，很多鲜卑公主也嫁给汉族高门，鲜卑、汉族互为姻亲。由是通过孝文帝时门阀制度的确立和各族的通婚，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得以进一步融合。
拓跋珪曾令“国”（指八国）立大师、小师，以辨宗党，品举人才。大师、小师比大、小中正。可是拓跋珪没有定姓、族，所以孝文帝在太和十九年“制定姓族”的诏文中说：“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魏书，官氏志》）。定姓、族是拓跋贵族的长期要求，孝文帝定姓、族正是适应他们的要求。
　　孝文帝“令司空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秀等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随所了者三月一列薄帐，送门下以闻。于是升降区别矣。”（同上）所谓“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是说“升降区别”务必符合皇始以来代人功劳的大小。而这种区别，是为了品举人才。一姓本来就是一族，在定姓族中，孝文帝虽然将姓与族分开，根据皇始以来代人官品高下，规定何者为姓，何者为族，但实际上只是“详定北人姓”的高下区别。而所谓北人姓，即《官氏志》中所载一百二十姓。改姓在定姓族的次年（太和二十年）。
以勋臣八姓穆（丘穆陵）、陆（步六孤）、贺（贺赖、贺兰）、刘（独孤）、楼（贺楼）、于（勿忸于、万忸于）、嵇（纥奚）、尉（尉迟）为例，孝文帝说此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按唐时柳芳说过：“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大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孝文帝所谓此八姓致仕，“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即应做吏部正员郎以上的官吏。定出姓族，“班镜九流，清一朝轨”，以免“清浊同流，混齐一等”（《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这就是孝文帝的目的。
　　与定姓族，改姓氏同时，孝文帝曾下令“为六弟娉室。长弟咸阳王禧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可聘中散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陵王羽可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勰可聘廷尉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所以下这个命令，是因为“于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即勋臣八姓）及清修之门”，而元禧却“取任城王隶户为之”。（《魏书》卷二十一上《咸阳王禧传》）
　　韩显宗云：“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魏书》卷六十本传）这话表明孝文帝完成了拓跋族在婚、宦两个方面的变革。韩显宗不识北方人物，因此不懂得孝文帝举士，校其一婚一宦的意义。倒是祖李真“多识北方人物”，他看到公孙叡、公孙邃同堂兄弟二人，“叡为封氏之生（甥），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悬绝”，每每说“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魏书》卷三十三《公孙表传》附《同始弟同庆传》）元禧与隶户为婚，把自己降同北方人物看不起的庶人了。孝文帝为拓跋贵族制定婚、宦原则，举士较其一婚一宦，正是要使拓跋贵族同北方汉族人士，在阶级上结合起来。一旦汉化成功，这些贵族也就转化成了北方新的第一流的士族。音韵学家陆法言不就是这种人物么？
　　下引《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条，中原士族杨元慎和梁朝名将陈庆之的话，作为孝文帝光宅中原，移风易俗成果的总括。
　　杨元慎说：“我魏膺籙受图，定鼎嵩洛，……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
　　陈庆之说：“自晋宋之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北人安可不重？”